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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社字
［摘要］发展动力问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外在反映。职业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是职业教育的不竭动力和永久动力。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的推动力量随着社会发展重心的调整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从而形成不同的动力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随社会发展脉搏而动，经历了政治驱动、经济驱动、社会问题驱动和技术驱动四个阶段。
［关键词］职业教育 社会变革 技术 动力
［作者简介］张社字（1964-
），女，河南延津人，河南科技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原理、职业教育社会学。（河南 新乡 453003）
［基金项目］国家青年基金项目（课题编号：CJA030062）“教育平等视野下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07）11-0005-03
发展动力问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是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外在反映。研究和分析不同阶段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可以从更为广阔和宏观的视野寻求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揭示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性，不仅能够促进职业教育自身的理论建设，而且可以通过历史的得失为现实的决策提供参考。其实，职业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鲜明的特征是通过人力资源开发为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人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永久动力。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的推动力量随着社会发展重心的调整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从而形成不同的动力源。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及社会变革的历史，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政治驱动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
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为中心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处于内外交困状态，国内外敌对势力都在敌视新生的国家政权，为了巩固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政治一直主导着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政治需要”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风向标。即使与经济建设联系最紧密的技工学校以及“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等，都可以说是当时政治的产物。解放初期，我国的各类工业大多处于空白状态，经济建设虽然也需要技术工人，但政权稳定更为迫切。所以，为了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国家开始创办技工学校，主要目的是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工人解决就业问题。直到1953年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技工学校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为技工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大会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党今后的重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各行各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开始增大，技工学校也随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遗憾的是，由于特殊时期的思想和认识问题，后来又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又重新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轨道，阶级斗争仍然居于重要地位。1958年9月19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同时，伴随着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大跃进，教育领域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刘少奇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并解释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半工半读问题是从中国条件、中国特点提出的。中国特点是：人多、穷、生活水平低，要进行技术革命，人多劳动力够用。”因此，开始大量发展业余的文化技术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及农村职业中学，中等职业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由于教育超出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需要，也违背了教育规律，加上“左”的政治倾向的影响，不仅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就业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于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和压缩，特别是对中等专业学校和半工半读农业中学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工矿企业的技工学校大部分停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社会进入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几乎被摧残殆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从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明显看出，发展职业教育虽然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满足政治的需要。职业教育的命运同政治休戚相关，兴衰成败取决于政治需要，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驱动特征。
二、经济驱动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末期
在中国经历十年浩劫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面对千疮百孔的残局，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明确提出把科学和教育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论述20年内我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时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以人才培养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掀开了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由于经济建设对人才的渴求和人们压抑已久的创造性与工作热情得到激发，接受职业教育成为人们满足教育需求和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加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施，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才需求基础。
经济建设的强劲驱动是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职业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法制化保证职业教育的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里程碑。1991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1993年出台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实施意见》，其中都把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明确规定了各地中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1996年5月经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化的开端，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使职业教育步入了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事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办学体制日益多元化，形成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局面。
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巨大差异和计划经济的烙印，城乡差异、贫富差距等过于悬殊，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养老制度以及职业保留制度等，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差距，造成农村青少年的教育动机主要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跳农门”，改变农业人口的身份和地位。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现代化的方向背离，庞大的农村职业教育缺少发展动力。而与农村相对应，城市青少年或者接受高质量的普通高等教育，或者依靠统包统配制度，依靠“单位”就业，同样阻碍了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其次是教育类型的不平等问题。职业教育对象是社会底层群体，而且就业岗位是生产建设第一线地位相对不高的岗位，但职业教育收费却比同级普通教育高，高成本的职业教育得到的经费投入也比同级普通教育低，进一步恶化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因此，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并未形成良好的社会基础，存在着明显的“先天不足”和“发育不良”现象。而且由于观念和手段的制约，职业教育内容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发展实际，基本处于外在推动阶段，内在需求不足，职业教育实践领域的繁荣一定意义上是一种非理性的繁荣。不少地方性的职业教育政策是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普职比”而出台的“应急之策”，具有明显的“短效性”特征。
三、社会问题驱动阶段：21世纪初期
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核心是构建和谐社会。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思路和发展策略使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上升，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如阶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队伍不断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地区不平衡性加剧，国有企业改革遗留下来的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等日益突出，严重的技能型人才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人和技术的制约，经济发展依靠资源的高消耗，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低效。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教育不公问题出现了频发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我国开始步入了全局性、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阶段，把追求社会公平，让每个人都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放在了重要位置，“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的重要战略手段和目标。
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保证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达成，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呼声空前高涨，职业教育的认识得到深化，地位得到提升，功能也得到拓展。在进入21世纪的短短5年内，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02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提出“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必然要求，是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劳动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举措”，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时代特征和任务。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七部门在南京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了《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推进职业教育在新形势下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05年11月，国务院又一次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做出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
号），进一步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再就业的重大举措；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把我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实现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很明显，对职业教育在认识上有了提升，在功能上有了拓展，在发展方式上开始遵循教育规律，在目标上追求整体教育的和谐，并全方位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坚持就业导向，为解决就业问题和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问题以及实现教育公平、缩小城乡差异、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服务，是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的核心功能。从保护大众受教育权的角度出发，在坚持就业导向的基础上，教育的“立交桥”将逐步畅通；而且从社会发展需要而言，尽管初中级技术技能型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要求，但毕竟接受职业教育难以进入上流社会，职普分流实际上成为进入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界线，成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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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转的社会分层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职业教育不可能成为大众的自觉选择。加上职业教育是解决弱势群体生存发展问题的主要手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以关注弱势群体为核心，因此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政府的重要责任。在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策略方面，一方面由于职业教育的社会贡献不可或缺，不仅可以满足经济社会结构对底层劳动者的需要，而且可以为弱势群体寻找匹配的社会地位和岗位，满足社会稳定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经济实力逐步提高，政府有条件承担起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责任。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职业教育可能成为国家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通过政府的特殊补偿实现教育和社会的公平，出现职业教育的福利化趋势。
但由于城乡差距、贫富不均、就业岗位不足等问题，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够发达，工资制度改革不配套，导致用人单位的用人出现非理性状态，出现了人才的高消费，为普通教育增添了助力。加上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职业教育发展依然艰难。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国家提出了“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观，尽管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但与个人的教育需求存在一定的偏差。接受更高的教育是人们尤其是农村和城市底层青少年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而职业教育恰恰是面向平民的教育类型，因此改变地位和身份是平民的不懈追求，所以限制职业学校学生对口升入高水平大学无异于剥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造成职业教育道路不畅，出路狭窄，影响了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而且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和社会分层的现实，尽管国家十分重视，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的夙愿仍然难以实现，导致职业教育法律和政策的“棚架”现象。
四、技术驱动阶段：21世纪中后期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核心元素，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标志，技术立国、技术兴国成为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虽然仍然承担21世纪初期消除两极分化，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但由于社会发展进入了以技术为核心的新阶段，所以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由社会发展需求驱动转向由技术需求驱动。因此，职业教育将被政府置于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技术进步为目的的双重政策保护之下，出现新的、可喜的发展趋势。一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逐步平等。由于技术地位的提升使得从事技术工作的劳动者的地位大大提高，技术教育将与学术教育形成两条不同的平等的晋升路线，与普通教育作为提高全社会技术创新能力的两翼相互辉映，成为与普通教育并驾齐驱的独立的教育类型。二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制化趋势。随着社会进步和民主化、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我国法制化进程的推进，职业教育将出现明显的法制化趋势，进入依法推进的新阶段。三是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生源的国际化、师资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的国际化、培养方式的信息化、全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四是职业教育的基础后移。由于技术的特征是创新与竞争，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再是主要培养能够运用技术的操作员，而是培养既懂得运用技术，也懂得技术的原理，能够进行技术创新的创造者。由于技术创新对基础知识的需求提高，所以必然要求提高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即职业教育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基础教育之上，出现职业教育基础的后移，符合终身教育思想。五是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随着职业教育作用的日益突出以及政府的有效介入，通过法律法规扶持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自身也通过整合的方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即在发展形式上包含了企业培训、社会培训、正规院校教育、职前职后衔接等多样化模式；在层次上将因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现高移，即以高中后职业教育为主，积极发展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教育的“立交桥”将明显畅通。六是职业教育标准的证书化趋势。由于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技术发展将出现世界一体化，而且技术构成水平日益提高，为维护职业教育质量标准的严肃性、统一性、权威性和通用性等特征，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将出现国际性的证书化趋势。七是职业教育对象的大众化趋势。由于技术更新周期缩短，职业教育将成为大众型的教育类型，将有更多的人、更广阔教育背景的人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生活质量，教育对象更加多元。同时，职业教育将从传统的就业准备教育扩展到岗前、岗中和岗后甚至人生的各个阶段，职业教育的对象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扩展，出现职业教育对象的大众化趋势。
当然，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是一个动力系统，所谓不同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仅仅是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及其对职业教育影响大小而形成的相对外显的、核心的推动力量。以政治为动力并不排斥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以经济建设为动力同样不能排斥为政治服务。以社会为动力更是包容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以技术为动力同样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有机配合。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政治驱动直至21世纪中叶的技术驱动，职业教育的发展都表现为外在的动力，内在需求则相对不足，这是导致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效度不高的根本原因。但从中可以发现一个客观的事实，即尽管职业教育的驱动力量主要是外在的，但驱动力量的每一次变化都日益接近职业教育的本质，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呈现出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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