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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林
［摘要］“成德之教”与“求真之学”的关系在中国教育史中一直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至今依然困扰着我们。文章以几所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学为研究范例，从办学实践的角度对其在学校德育地位的认定、德育内容的更新与守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成德之教 求真之学 平衡问题
［作者简介］刘红林（1969-
），男，山西垣曲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河南 郑州 45001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07）03-0178-03
中西教育文化传统有着显著的差异，各有其鲜明的特色，突出表现为：一个是“成德之教”，一个为“求真之学”；一个关注道德的完善和践仁成圣，一个则强调科学知识的训练和科学精神的养育。叠加两者的优势既可以珠璧相映，也可以补弊救偏。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求真之学”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教育作为教育的主体，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相伴，主宰了中国传统教育三千年的历史，它一方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为后人留下丰厚而宝贵的精神遗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物质文明日益衰落、备受列强欺凌的遗憾。儒家文化向来尊崇“贵义贱利”的教育价值观念，主张“尊德性而道问学”，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如此伦理型的教育价值取向的影响下，整个教育活动都被纳入到道德规范的模式之中。在儒家看来，一切反映社会道德需求的文化和教育都是有价值的、是真善美的，否则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儒家所勾画的教育宗旨、描述的理想人格、设定的人才标准、选择的教育内容，都是根据道德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来确认的。对于所谓的“求真之学”历来不予重视，甚至斥之为“奇淫技巧”，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内容在学校教育中长期得不到体现。然而自鸦片战争开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幻、封建政体的灭亡和小农经济的瓦解，儒家思想逐步走下神坛，日益显示出其违背民主和科学、忽视道德之外的物质世界的负面效应。于是，门户洞开的中国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开始痛苦地变革和重构。从洋务时期的“中体西用”到维新时期的“即中即西”，又到辛亥时期的“中西融合”，再到五四时期的“以西统中”，西方的“求真之学”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而这一切必将反映到学校教育中来。那么民国时期的著名中学在这一变革的历史时代是如何处理“成德”与“求真”之间的关系呢？本文以天津南开中学、上海光华中学、南京东大附中等较有代表性的著名中学为例进行分析。
一、引入“求真之学”后对德育地位的再认定
“求真之学”即科学教育，自清末开始撼动中国教育的传统之后，至民国已经确立了其在新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还是其后的建设者，都十分重视科学教育的重要作用，并在历次有关教育的纲领性文件中作出种种规定。早在1912年1月民国初创时期，教育部就颁布了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首次将外国语、数学、博物、理化、手工、经济等科学课程以及与科学有关的课程以国家课程的形式确立下来。同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则第一次突破了封建教育重义轻利的藩篱，将“实利主义教育”写进国家教育方针，这些规定使科学教育成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拥有重要地位的教育内容。
这种对科学教育地位的理论认定又充分地反映到当时的教育实践之中。以南开中学、光华中学、东大附中等当时的著名中学为例，科学教育的内容在其课程设置中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如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就竭力提倡科学教育，认为科学教育具有开通民智、破除迷信、促进物质文明发达、保卫国防的功效。这里仅举一例便可证明南开对科学教育的注重：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中学就拥有全国一流的科学馆，仪器设备数量较多，学生科学实验已可满足两人一组，品种也较全。因南开课本美国版居多，而美国蚯蚓和中国本土蚯蚓有些差异，于是学校便千里迢迢地将学生实验用的蚯蚓专门从美国运来。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里奥曾到校参观，见中国中学有如此设施，深为赞许和惊叹。这些学校日后都为高校输送了难以计数的理工科生源，为新中国培养出数十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此长彼消的，那么，对科学教育的如此重视是否就意味着道德教育的衰落呢？下面让我们以南开中学、光华附中为例来看看著名中学的校长对德育地位的认识。
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一向强调，学校教育要以德育为万事之本，要德智体三育并进，不可偏废。他说：“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个人人格是很要紧的。”“有些人以为‘教学生行（行做人之道）’很困难，在现在这个时代，无从着手。譬如你教代数，教他行X呢还是行Y呢？并且，现在的社会，比从前的复杂得多。一个人的知识，也应当比前人的多，才能处在社会里头。所以‘知’的方面的科学等等，应当多多教授，但是，仅仅得了许多知识就能满足吗？这当然不对。所以，我以为最低限度，即使‘行’不比‘学’更重要，也应当‘学’‘行’并重，不可偏废。”
先后任东大附中、光华附中校长的廖世承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认为现在的国民有了劳力、有了智慧还不够，必须要有健全的人格。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纯洁无瑕的人格（Spotless
Char-acter）。只有多数人能保持纯洁无瑕的人格，才能挽救颓废的民风，解除国家的灾难，谋求中华民族的生存。1936年，他在《申报》上撰文，阐述了自己崭新的人才观，对青年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文章说：“我们不希望中学校内养成一般洁身自好、死读书的青年。我们希望每个青年受过中学教育后，有强健的体格，知道性的卫生；读书明理，有丰富的常识，应用的技能，并能随时运用思想，研究高深的学理；意志坚强，不怕危难，责任分明，不执我见，服从团体的命令，遵守公众的纪律。每个青年，都有革新社会的精神，抱着复兴民族的决心。”
由此可见，在以张伯苓和廖世承为代表的著名学校领导者的教育思想中，德育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是第一位的。科学知识固然重要，然而要养成健全人格、实现复兴民族的大业，还必须以良好的品德作为根本，而不能只一味地强调知识的重要，陷入单纯的科学主义。
二、“成德之教”的更新与守成
民国处于社会文化发生历史巨变的时期，时代赋予学校德育许多新的内容，名校的办学者们在引入“求真之学”、给予科学教育以应有的地位之后，并没有放松对学生优良品质的养育，而是不断除旧布新，开创了学校德育的新局面。著名中学的主要做法如下：
（一）从名教伦理的灌输到民主思想和健全人格的养成
如前所述，中国的传统教育以名教伦理为核心，表现在办学目的、教育内容、理想人格等各方面来考查都可以得到证明。以名教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顺应着封建宗法的制度和小农经济的社会，凭借“孝”的情感、“忠”的精神、科举的利诱左右着士人读书的目的，塑造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强化着等级森严的人伦秩序，维护着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稳固强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然而，历史总要向前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由盛转衰、资本主义的萌芽、小农经济的逐步变迁、家族制度的日益没落和共和制国家的建立，这种伦理道德渐渐失去政治经济基础，难以立足和维系人心。在新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人亟待由私进化到公、由家进化到国、由子民进化为国民。同样，教育方面也亟待突破，从“教民亲爱莫善于孝”转变为“教民亲爱莫善于国”，从名教伦理走向民主共和，从而造就出与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的具有新道德、新精神的一代新国民。
1912年2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新教育意见》一文，明确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主张对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加以修正。1919年，教育部教育调查会议宣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明确提出要“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从国家教育方针的角度对教育提出了要培养具有民主共和精神的新国民的要求。民主共和的爱国教育思想在民国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首先，在建校动机上，著名中学大多都是本着“教育救国”“为国储才”的目的创办起来的。这和封建社会那些或者为应付科举考试、谋求做官发财，或者为加强自身修养、陶冶个人情操的旧式学校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们兴办新式学校的目的就是扫除封建教育和帝国主义殖民教育的阴霾、痛矫时弊、雪耻图存、重振民族教育，以实现“教育救国”的宏愿。
其次，在办学宗旨上，著名中学也处处强调要培养学生为公的精神。张伯苓认为旧时国民有“愚”“弱”“贫”“散”“私”五大病根，而其中“私”为五病之首。为此，他在南开确立了“日新月异，允公允能”的办校宗旨，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的公德与服务社会的能力。张伯苓反复教导学生：“公”的道德是最大的道德，在人所应有的道德修养中处于首要地位。过去有些人认为只要做到不骂人、不偷、不怒、不谎、不得罪于人，就说明道德很高。然而这些道德都是些消极的道德，不是今天所说的道德。仅具备那些道德的人，不过无疵而已，于社会虽有若无。今天应从社会进步的角度出发，另定道德标准，谓“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易言之，即凡于社会上有效劳之能力者，Social
efficiency 则有道德。否则无道德”。
这种为公的精神在光华附中也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校长廖世承认为，理想是青年的主宰，学校有责任帮助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学生们树立一个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崇高的“中心信仰”。1933年，在光华附中的开学典礼上，廖世承明确提出：“现在的青年，第一要有适当的中心信仰。”他反复强调，尽管每个人的志趣不同、能力不同，主张也不能完全一致，但必须都要有理想和信仰，而且只有当这种信仰是为大多数人民增加幸福的，才称得上是“适当的中心信仰”。
爱国主义、为公精神是中国近代教育家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他们从国难中走来，满怀忧患；从封建桎梏中挣脱，接受新文化的洗礼。无论是张伯苓提出的“允公允能”，还是廖世承提倡的“中心信仰”，都彻底摒除了道德仅是个人修养、求学全为家族荣耀的狭隘观念，而把爱国爱群的公德作为衡量道德的首要标准，以期在被教育者心中铸造起新时期的精神文化支柱，成为一代“新人种”“新国民”。这种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德育观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在学校教育领域与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的建立。
（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成德之教”既有更新也有守成。道德教育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历经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内容极为博大精深。虽随着时代的演进，有些已成为陈腐之物，但还有一些却经受了风云变幻的历史考验，成为经典，得以保存下来，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古唯上、孝悌为本、尊道鄙器、去欲存理等观念与今天的价值观相去甚远，但内圣外王、修己爱人、群体本位、贵义贱利、谦和礼让甚至于中庸之道却仍有合理之处，可以经过批判而加以吸收，尤其是在塑造个人品行和为人处世方面。如果上面第一个问题主要是从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感、公众意识的培养等公德方面对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进行阐述的话，这里所讨论的传统美德则主要限定在私德的范围之内。
南京东大附中可谓是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典范。东大附中为学生制定了十大信条，作为学生的道德准则，具体内容如下：（1）东大附中的学生，是尊重的；（2）东大附中的学生，是信实的；（3）东大附中的学生，是忠诚的；（4）东大附中的学生，是互助的；（5）东大附中的学生，是友爱的；（6）东大附中的学生，是恭谦的；（7）东大附中的学生，是快乐的；（8）东大附中的学生，是节俭的；（9）东大附中的学生，是勇敢的；（10）东大附中的学生，是清洁的。
上述十大信条作为东大附中考查学生操行成绩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华传统美德的要求相吻合。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敬、诚、信、俭、谦、爱、和、勇的德性，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华民族所尊崇和弘扬，成为人们为谋求道德完善而孜孜以求的目标。东大附中对传统美德去伪存真，从中汲取营养，并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赋之以新的时代意义，使之得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这种对于传统美德的注重，在其他著名中学的教育实践中也时有体现。在南开，校长张伯苓也十分重视用传统美德来教育学生。1931年，他在《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要注重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选择其中适合于现代潮流的内容发扬光大，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随身经常携带《论语》，对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十分崇尚，认为孔子思想虽有不合时宜之处，但有些人生哲理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对于学生道德修养的提高大有裨益。他经常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格言、警句教育学生，并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生的具体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阐发和转化，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南开门前所悬的一面大镜。镜上镌刻着创始人严修亲笔书写的《容止格言》，要求学生在仪容和举止方面做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敬、宜庄”。南开希望以此要求养就“吾校学生之气质”。这40个字，乍看都是对外在仪表的要求，然而究其内里却体现着心灵美和仪表美的统一，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谦和、勤奋、庄重、正直的精神内涵。
现代化不排斥传统，它需要传统；现代化不剔除传统，它吸收传统；现代化中永远有传统的基因，但它必须摒弃一些不适应时代的传统内容。在这些名校的德育中，对中华传统美德的选择和借鉴，一方面表现出传统美德跨越历史时空和意识形态的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也展现出那些近代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对于传统，他们既没有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也没有全盘西化、不计其余，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客观诠释的态度。他们将传统美德从其赖以产生的专制主义的文化中剥离出来，择取了其中具有当代价值、可开发出现实意义的部分融会到现代教育的潮流之中，贯彻到学校的教育实践之中，从而在其学生身上培养起独特的中国气质，体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的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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