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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学门手艺，将来能有口饭吃”，他用9元钱买来的二胡练起了曲子，后来又幸运地师承小提琴演奏家王晓芬、李厚义学习小提琴，却最终还是“弃乐学工”；
他笑言自己有当工人的天赋，曾经是师傅最为得意的徒弟，当年用一把榔头、一把钢锉，就能把一块废钢片敲打成精致的勺子；
利用厂里批给的15天时间复习备考，他顺利地通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却因成绩优秀而无缘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
而今，在我国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岗位上辛勤耕耘了24年的他，走上了全国重点高校的领导岗位，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他甘做“磨刀石”，“纵然自己切不动什么，却能使钢刀更锋利”。
王亚杰1955年2月出生，河北保定人，现任北京邮电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工程教育认证专家委员会成员。从1982年2月到2006年11月，他先后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工作，历任主任科员、处长、副主任、副司长等职。
2006年11月29日，51岁的王亚杰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重要挑战，被教育部党组任命为北京邮电大学党委书记，此前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
拉小提琴的学徒工
“读大学之前，我就是个普通工人”。采访伊始，王亚杰对自己早年的坎坷直言不讳。他说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自己究竟从苦难中学会了什么。
王亚杰祖籍河北保定，1955年2月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母是1937年就参加抗日斗争的老革命，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文革开始后，王亚杰的父母被打成“走资派”关进了牛棚，哥哥姐姐也都下乡或在外地参加工作，唯一能留在父母身边的他却因为是“黑帮子女”而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生活一下子黯淡了下来，看着昔日的小伙伴们顺利地升入了初中，王亚杰年少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致于今天回想起那段经历时，他都觉得那是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后来落实政策，王亚杰有幸进入了邯郸一中读书，但是“黑帮子女”的帽子还是经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当时，有两位老师在目睹了王亚杰的艰难境况后，出于关心和同情暗地里鼓励他学点本领，“也好在以后能有口饭吃。”
由于小时侯曾经接触过小提琴，王亚杰在学习了一段二胡后改拉小提琴，并幸运地成为了小提琴家王晓芬老师的学生，并时常得到著名小提琴家李厚义先生的悉心指导。即便是这样，在当时艰难的环境里，王亚杰也只能是把拉小提琴当成是一种爱好，因为当时“没有等级考试，更没有演出机会”。
1974年，依靠自己的艺术特长，高中毕业的王亚杰进入邯郸石油化工机械厂做了一名学徒。在工厂里，从小就喜欢动手摆弄东西的王亚杰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迷恋上车间里的那一台台大型机床，“我做的是镗工，属于精密机械加工作业，看到机器能把粗长的钢管内壁加工光滑，感到新鲜而刺激”。
回忆起当年的那段经历，王亚杰笑言自己“在做工人方面很有天赋”，能在1小时内把自行车全部拆散后再重新组装起来。良好的悟性加上吃苦肯干，他在进入工厂后通过努力很快就成了师傅最得意的弟子。他逐渐地练就了一手绝活，“只用一把榔头和一把钢锉就能把一块废钢片敲打成一把精致的勺子。”
然而，在今天看来，当年练就的一双巧手其实并不是王亚杰四年学徒生涯的全部，自信、自强才是他最大的收获，“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上级交派的任务，不仅锻炼了自己能吃苦的精神，还更加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这应该是那时最重要的两点收获。”
意外进入浙大
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后，王亚杰的父亲得到了平反，并获准参加工作，这个长期压抑的家庭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而对王亚杰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义——他终于可以申请入党了。
“当时我心里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入党，第二是考上大学继续深造。”王亚杰坦言，是早年痛苦的成长经历让他萌生了这样的念头，当时已带徒弟的他，生活已经有了基本的保障，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考入大学才能在心爱的机械制造方面更有作为。
1975年，一次机会终于让幸运的天平向王亚杰倾斜了——凭借工作出色并擅长拉小提琴，他几乎被保送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指挥——虽然不是心爱的机械制造专业，但能够升入音乐殿堂深造，对于一度被剥夺了读书权利的他来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意外的惊喜让王亚杰甚至有点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急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母亲。但是，母亲在冷静地分析之后并不主张他学习音乐，认为他还是应该学习一门技术，尤其是学习工科方面的专业，这样对国家的工业建设也能有更大的贡献。
于是，母亲的一番苦心让王亚杰放弃了进入音乐学院的机会，却更加坚定了他考大学的信念。此后，工作之余的他重新捧起了高中课本，为将来考大学做准备，尽管不知高考何时能恢复。
1977年，国家重新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正在车间作业的王亚杰激动得跳了起来，他的理想终于可以有机会实现了！在向领导请假后，他争取到了15天的复习备考时间。
由于平时一直没有放松学习，王亚杰对于第一次高考充满信心。他的高中老师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指导，并专门抽时间给他辅导功课。经过一番苦心准备，王亚杰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做了四年学徒工的他，立志通过大学深造的机会，能够在机械制造方面有所造诣，因此填报专业时他全选了机械制造专业，第一志愿是天津工学院机械系。
1978年1月初，一个让王亚杰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时他正在车间上班，调度员马师傅攥着一个信封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看见他就大声嚷道：“亚杰，中啦！中啦！”巨大的喜讯让他有种瞬间被电击的眩晕感，而车间里早已是掌声一片。然而，当他接过那个寄托了自己太多理想的信封时，却一下子楞住了——信封上录取院校的落款竟然是浙江大学。他刚刚还剧烈跳动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根本就没有报过这个学校啊，难道是弄错了？直到后来经过招生委员会的核实，王亚杰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原来，当时的高校录取采取了“择优录取”的
办法，把成绩优秀的考生优先推荐给全国重点高校。
就这样，以一种意外的方式，王亚杰被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录取了。
选择“学位办”是因为“年轻”
在最初的激动渐渐淡去之后，王亚杰开始全身心地投身到紧张的大学学习之中，他下决心要把那些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当时的学习状态以争分夺秒来形容再恰当不过，每个人对于知识的吸取都是如饥似渴的”。
王亚杰告诉记者，当时由于学习高度紧张，他开始大把地脱发，后来虽然学习搞上去了但头发却差不多掉光了。为了缓解过度紧张的学习压力，他报名参加了学校艺术团，这也得益于他早年那段学习演奏小提琴的经历。
凭借精湛的演技，王亚杰开始在各种活动中崭露头角，并很快成为最受师生们喜爱的小提琴手。与此同时，为了锻炼自己多方面的能力，他开始有意识地参与组织一些校园文化活动，凭借自己的实力当选了系学生会主席和校学生会文化部部长。
1979年，文革后的大学校园还没有从那场运动中完全醒来，跳舞对大学生们来说仍然是“危险的事情”。当时，已担任文化部部长的王亚杰大胆地站了出来，通过积极地号召和广泛的动员，他开创性地组织了文革后浙大的首场“校园舞会”。后来，他又通过积极地沟通、策划和协调，和同学们一起，成功地组织了学校艺术团与世界著名的美国杨百翰大学艺术团的联袂演出。
“当时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需要自己以一种全新的思路去审视、运作，可谓受益匪浅：第一培养了自己的组织、策划能力，第二培养了自己的开拓能力。”看得出，王亚杰十分感激那段经历所给予他的锻炼。
凭借出色的表现，大学即将毕业时，王亚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
1982年初，王亚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工作时，有趣事情发生了，当时解放军海军工程学院已经选中了他。然而就在当天，系里的魏书记坚决把他挽留了下来。“当时，系里的魏书记向我表达了两点意见，一是留校，二是去刚刚组建的国务院学位办。但他还是希望我去北京，因为当时的国务院学位办‘很年轻’，工作很具开创性，正好符合我的特点。”系主任的这番话打动了王亚杰，于是他向远在河北的父母发了封急件，表明了自己的决定。
很快，父母在回信中明确了他们的态度：尊重他的选择。就这样，1982年2月的一天，王亚杰走进了“年轻”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开始了他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工作和研究。
质量致胜与学风建设
从1982年2月到2006年11月，王亚杰先后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从事开创性的工作，历任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主任助理、副主任、副司长等职务。在24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我国学位制度从创立到规范再到成熟的辉煌历程。
因此，当记者提及我国学位制度的建设状况时，他坚定地给出了回答：“我们国家的学位制度建设虽然只有25年的历史，跟欧美国家比起来还很年轻，但是我们已经相当于走过了美国学位制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记者随后得知，目前我国的学位制度已经建立并完善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体系和职业学位(专业学位)体系，后者包含了MBA、MPA、建筑学、临床医学、法律、教育、工程等在内的16种职业学位。
在王亚杰看来，科学学位和职业学位两大体系的成功建立是我国学位制度建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对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他直言不讳，“近年来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学位体系的发展速度与科学技术水平不相匹配。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我国的研究生数量迅速增加，从2000年到2004年，博士生的年均增长率为19.5%，硕士生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3.1%。因此，提高质量应该是今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点。”
谈到这里，王亚杰十分严肃地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际化浪潮的冲击下，作为高等教育顶层部分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必须继续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营造研究生创新研究的环境、氛围。”
据悉，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是2002年开始酝酿并提出的，核心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别是博士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他同时指出，应该开展学位授权点的定期评估，促进学位授权单位不断加强学科建设，督促学位授权单位建立内部质量保证机制。同时，还应该逐步建立并完善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的导师资助制，继续开展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加大对于博士学位论文抽查工作的力度，通过正面引导和质量检查，推动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
而提到学风建设问题，曾任教育部研究生司副司长的王亚杰似乎更有话说，“由于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近些年来在学位授权审核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申报材料中掺水分甚至弄虚作假，导致学风不正。因此从2000年以来，教育部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研究的学术规范》等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在王亚杰的直接参与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审核工作中首次实施了“阳光评审”办法，核心内容是将审核程序透明化和申报信息公开化，从而实现审核制度的深化改革以及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非学术因素对审核工作的干扰。
甘做“磨刀石”
北京邮电大学(以下简称“北邮”)建立于1955年，原名北京邮电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邮电高等学府。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学校现已发展成为以信息科技为特色，工学门类为主体，工、管、文、理相结合的多科性的全国重点大学，并跻身于全国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的行列。
如今，进入这样一所有着光荣传统的重点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对王亚杰来说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角色转换。在就职讲话中，他坦言自己是幸运的，但同时“感到很大的压力”——自己能否不辱使命，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现代化事业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上任伊始，王亚杰就连续召开了八个座谈会，分别与各机关职能处室主要负责人、各教学教辅单位党政正职、学科带头人代表、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进行了开诚布公的座谈，深入地了解了学校的发展现状。随后，他更是深入各个学院、实验室、教师家庭、学生公寓，和教授、学生、厨师等各级各类人员谈话，很快掌握了学校各个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为推出他的改革构想奠定了基础。
在谈到学校党委定位问题，王亚杰指出，“学校党委在学校的发展建设过程中主要起到的是把握方向的作用，党委工作是学校全部工作的核心，但绝不能因此取代行政。在学校具体工作中，除了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必须经过学校党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外，要给予行政领导和各个部门充分的决策和执行空间。”
对于学校建设问题，王亚杰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高大学的学科建设水平和创新能力，培养更多更好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提高大学对于社会的贡献水平，引领社会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是北京邮电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人和’是重点。只有做到‘人和’，才能真正提高学校党委的整体工作效能，从而使学校的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在2006年末举行的高等教育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的钱学森先生的一番话曾引发了全社会有关“大师教育”的大讨论。
对此，王亚杰有着自己的理解，“大师的定位是基于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两个层面的，大学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学科特点，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模式，创造条件，找准方向，扎扎实实地提高自己的教学科研水平，提高自己的科学洞察力，把握学科前沿。要有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切不可失之于浮躁，一哄而上。下一步，北邮要在大师级人物的培养和引进上取得突破，并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加大力度，通过积极整合资源，构筑大平台，形成大团队，争取大项目，取得大成果，做出大贡献，以期能多出大师。”
谈到北邮今后的发展，王亚杰指出，“首先要继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建设，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在学校管理规划方面，要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好北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和教师考核与分配体系；在学科建设方面，要进一步汇聚学科队伍，凝炼学科方向，搭建学科平台，形成异峰突起、群峰竞秀的格局；在拓展办学资源方面，要不遗余力地推进新校区建设，进一步改造校本部、开发新校区，千方百计地解决学校教学科研用房严重不足的问题；要努力提高大学的学术氛
围，营造蓬勃向上的大学文化，努力建设和谐校园。”
然而，在如此宏伟的规划面前，王亚杰却保持着务实、谦逊的态度。谈到自己下一步的定位时，他用“磨刀石”的说法表明了心志，“在北邮这样一所充满高科技氛围、以通讯和电子学为主要特色的大学里，我显然是个外行。因此，在建设北邮、发展北邮、做强北邮的道路上，我甘愿做一块磨刀石，能使钢刀锋利，虽然自己切不动什么。”
“志不强者智不达”，“以行为本，以身代行”，对于过去，这是王亚杰人生的真实写照；而对于明天，相信“志行合一”的他必将给北邮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期待！
文/李士伟 摄／万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