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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爱国者。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反清斗争。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有着长期密切的交往。陈时一生艰苦办学、矢志教育，受到人们的尊敬与赞扬，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被周恩来誉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清苦的教育家”。
毁家兴学 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陈时，字叔澄，1891年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一个开明的仕宦之家。父亲陈宣恺，为清末举人，曾任湖北蕲州学官、湖北参议员。陈时从小聪颖好学，深受父亲的喜爱。1907年，年仅16岁的他，被父亲亲自送到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庆应大学、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宏文学院学习，并获庆应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在日留学期间，陈时着重考察了日本的教育情况，他的思想深受庆应大学创始人福泽谕吉的影响。福泽谕吉是日本“学贯东西”的著名教育家，是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传播西欧文明的先驱者。在福泽谕吉的影响下，陈时将贫弱的中国与强盛的日本进行比较，认识到日本的强盛是日本明治维新重视教育的结果，从而接受和坚信了“人才是国家的财富，教育是治国的根本”这一观点，决心回国创办学校，以教育振兴中华。
1911年春，陈时怀抱教育救国的远大理想回到祖国，决心仿效福泽谕吉创办庆应大学的经验，在武昌创办一所综合性的私立大学。陈时将自己的理想秉告双亲，父母为之震惊：“这怎么可能！”在当时，国立大学仅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也只有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另外，就是外国人办的几所教会学校。私立综合大学不仅尚无先例，连听都没听说过。在旧中国想不依靠军阀和洋人，靠自己的力量办一所大学，不仅要耗费巨资，还要冒政治风险。陈时向父母和伯父反复讲述教育关系着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道理，千方百计说服他们倾家产筹资办学，见劝说老人无效，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或长跪不起，或终日哭泣，最后表示要以死明志。
陈时的爱国热情和兴学抱负，终于感动了他的父亲。其父认识到，儿子要干的事是兴学、育才、救国的伟业，于是不惜变卖家产，先后捐田产200石(约8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家藏书3000余册，支持儿子办学。经过一番筹备，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于1912年5月13日正式诞生了！这是我国不依靠洋人，不依靠官府创办的最早的一所私立大学。1912年8月，中华大学开学，男女兼收，招收学生700余人，开湖北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
同年10月，陈宣恺当选为省参议员，呈请北京政府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列举学校办学宗旨和规模，并活动刚上任的省民政长官夏寿康，拨发粮道旧署作为中华大学永久校舍。1913年4月中华大学迁入粮道旧署并呈请教育部批准，1914年3月获教育部正式认可，以创办人陈宣恺为学校法人代表、校长，陈时为代理人。1917年11月，陈宣恺病逝，陈时正式继任校长。
潜心育才 树立现代高等教育典范
陈时任校长后，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办学，明确提出了“成德、达才、独立、进取”的八字校训。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校实行学分制，一年级44学分，二年级40学分，三年级36学分，四年级32学分，修满152学分，即可本科毕业。这种办法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与之相适应，陈时博采各家之长，广招四方名士。五四运动前后，他先后聘请黄侃、刘博平、恽代英、黄负生等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任教，还经常邀请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马寅初、杜威、泰戈尔等中外著名思想家和学者来校讲学。正因为如此，中华大学思想活跃，学术空气浓厚，吸引了众多优秀青年，成为武昌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专业设置上，中华大学也有特色，体现了时代性和实用性。除开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教育学系、师范专修科外，还开设了法律、数学、物理、化学、农艺、经济、会计、工商管理等系，培养了大批国家和社会的急需人才。
陈时善于发现人才，具有尊重人才、重用人才的胆识和勇气。他信任和尊重恽代英，便是最突出的一例。恽代英l913年考入中华大学预科，次年转入哲学系，便在全国著名的《东方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崭露头角，当时他才19岁。此后，恽代英文思如泉涌，新论迭出，有的还被海外刊物翻译出版，成为闪耀在我国思想界的一颗新星。陈时对恽代英极为赏识，十分器重这位高材生。1917年2月24日，陈时召见恽代英，全权委托他主办《光华学报》。《光华学报》是中华大学学报，是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学术刊物，原由刘树仁先生主持编务，“办理颇为可观”。恽代英心想，刘先生的学识、资历与地位都比自己强。他“自感绵薄，闻之惶作”，未能答应。陈时求才心切，26日再次召见恽代英，诚恳相聘，还托恽代英的同学冼震传话：“只要恽代英同意应聘，所有要求，均可允许。”恽代英被感动了，从陈时手里接过了聘书。1917年8月15日，在恽代英毕业前夕，陈时又聘恽代英为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相当于校长），放手让恽代英进行改革，使中华大学附中一跃而成为武汉名牌中学。恽代英成为职业革命家后，仍然和青年学生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指明革命的方向，成为许多青年的良师益友。郭沫若评价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恽代英被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
除了恽代英，中华大学还涌现出了革命先烈黄负生、林育南，近代著名教育家余家菊，教育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陈启天，《资本论》译者、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等，对社会发展卓有贡献。
热忱爱国 与祖国命运共存
陈时极力主张教育救国。1915年5月1日，他在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发刊词中指出，今日世界“智力竞争愈演愈剧，惟学术(科学)实左右之……学术足以铸文明，而思想又适以母学术”，若“思想不抒，精神遽萎”，就无法在竞争中取胜。“其思想之强也，则胜而荣；其弱也，则负而辱。”而要使思想振奋，“其惟教育”。
陈时不仅力主教育救国，而且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在日留学期间，他追随孙中山，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并于1909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曾任湖北军政府财政司秘书。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时关心和保护爱国师生，也足堪称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和北京爱国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恽代英、林育南等领导武汉爱国学生积极响应，中华大学成了武汉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5月17日，武汉2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中华大学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并于第二天组织全市学生游行，参加者达3000余人。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十分恐惧，威逼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瑢镇压学生。王占元立即召见各校校长严谕，声称若再有游行示威活动，必“严惩不贷”。迫于军阀的压力，陈时先生表面不敢不从，但却又以“爱国行动，无力阻止”相推托。6月1日，在恽代英、林育南等领导下，爱国学生向官厅宣战，举行罢课、游行、演讲，与军警发生冲突，十余名学生受伤，数十名学生被捕。第二天，陈时率武汉大、中学校校长，先后找何佩瑢和王占元，恳求释放被捕学生。6月3日，中华大学又有数十名学生到武昌劝业场演讲，又遭保安血腥镇压。王占元气急败坏，再次传见陈时，以停办学校相威胁。陈时不惧，仍暗中保护恽代英、林育南等爱国师生，因而遭到王占元的通缉。有人以“关切”为名，散布流言，逼陈时离校。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现谋我校者，因我之活动颇多借口，甚有逼敝校长暂时他避之说，不知敝校长能否平安应付过去？”有人劝陈时少管这些事，以免对学校和他本人不利，陈时回答说：“我是不怕这些事的。”
陈时先生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人。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担任日本内阁要职的重光葵以“友人”身份致信陈时，劝他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武汉，照样在武汉办学，日本是会妥善安排的。在这民族危亡之秋，陈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事业、学校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共存。他告诉家人，要学习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牢记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言，不要像那些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千秋万代被人耻骂。因此，他毅然拒绝重光葵的诱惑，决定将中华大学迁往重庆。
其时，校董喻育之任川东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又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和湖北族川同学会会长。同学会会址设在重庆禹王庙。征得喻育之的同意，陈时借禹王庙为中华大学的临时校址。
在艰苦抗战的年代，中华大学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校舍不敷应用，经费筹措无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活都成问题。1942年2月14日是除夕，山城重庆下了一场多年未见的大雪。大年初一，整个禹王庙一片银装，天气很冷。为了筹措办学经费，陈时无心过年，踏着皑皑白雪整天奔命于雪中，向校董拜年，向各方募捐。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陈时任中华大学校长二三十年都是不支薪的，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走向光明 为新民主主义教育鞠躬尽瘁
在重庆，陈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赞誉他“是一位清苦的教育家”，还赞誉他培养了恽代英等一批著名革命英才。陈时也正是从恽代英、周恩来等人身上，逐渐认识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他始终坚持独立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办学方针，巧妙地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控制。陈时除坚持按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外，还邀请郭沫若、邹韬奋、邓初民、陶行知等知名人士和学者到校讲学，这不仅保证了教学质量，还使中华大学成为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一个民主讲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大学迁回武昌。国民党当局为控制中华大学，企图诱逼陈时交出中华大学。陈立夫派其亲信，向陈时提出三个条件：让陈时担任中华大学终身名誉校长；到行政院任选一部长职；给陈时50万光洋。陈时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当即指责说，陈立夫“是要把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付诸东流”。
三大战役结束后，陈时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新曙光。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夕，国民党要员张群、白崇禧一再规劝陈时将中华大学迁往台湾。陈时目睹国民党统治中国几十年，内政不修，外交失败；而共产党政治民主，一心为民，于是深情地说：“我是办教育的，国民党里面有我的学生和朋友，共产党里面也有我的学生和朋友，振兴中华，人人有责，共产党代表了国家的希望，办学校能使国家兴旺发达。”他果断决定留在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
武汉解放后，陈时将苦心经营38年的中华大学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并亲自写了《中华大学沿革》，寄给周恩来。周恩来复电陈时：“愿你校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前进！”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中华大学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组成部分之一。陈时也以极大的热情投人了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他加人了民革，还先后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省土改委员会委员。
陈时先生一生矢志教育，享有北张(伯苓)南陈(时)的美誉，赢得了人民的崇敬和敬仰。华中师范大学专门为其立了半身塑像，供师生瞻仰。
文/刘中兴 徐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