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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对少数几所学校重点投资，一两年内可以，如果长期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1944年生，江苏扬州人。1966年北京商学院本科毕业，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十届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并任中韩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3月6日，纪宝成在两会上发言:“国家对少数几所学校重点投资，一两年内可以，如果长期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学经济出身的纪宝成，喜欢用数据和实例说话，他的语速很快，语调中的感情色彩很浓。他对少数几所大学的“炮轰”，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浮出水面。舆论指出，中国有1000多所高等学校，每所学校不可能都有同样的投入，但在同一类型的学校里，政策应该是基本平等的。在特殊情况下国家政策可以倾斜，但将倾斜制度化却是很不明智的做法。要真正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尚需国家财政进行再分配，解决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创造出教育平衡的环境。
“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缺少精英教育，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
朱崇实 厦门大学校长
朱崇实，1954年12月生，福建建瓯人。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在厦门大学法学院任教。1999年到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2004年7月任厦门大学校长。
10月14日，在山东大学主办的一次论坛上，朱崇实一语惊人：“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缺少精英教育，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
朱崇实的脱口而出，引起参会校长一片啧声，而当此话在各媒体传播开来时，却成为口水战的“新宠”。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还是社会精英这一问题，教育界一直存在争议。毫无疑问，社会精英的多多涌现，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件幸事，但大学如果要把学生培养成精英，就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以及评价精英的标准。对于这种“高尔夫球=社会精英”的教育理念，有舆论称，已经迷失了教育的方向。
“这是对中国形象的丑化，他们不配做老师。”
吴建民 外交学院院长
吴建民，1939年3月生，重庆人。1959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先后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新闻发言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等职。2003年7月任外交学院院长，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
7月15日，针对学术造假现象，吴建民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说：“这是对中国形象的丑化，他们不配做老师。”
我们常常在各种外交场合看到资深外交官吴建民的身影，以大学校长的身份面对公众并不多见。这次他在论坛上的发言，可以称得上“大声疾呼”了。这些年来，剽窃、抄袭等学术造假现象在高校层出不穷。至于拼凑论文，或是将一篇论文分成几篇发表的情形，更是不足为怪。
“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
徐显明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徐显明，1957年4月生，山东青岛人。曾就读于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35岁破格晋升为教授。曾任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2001年9月，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3月10日，徐显明在“两会”上谈到教育公平问题时掷地有声:“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
近年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在所在地招生名额投放比例一直过高。北京1.7万个人中就有1个人能上北大、清华，而河南56.7万个人中才有1个人能有这样的幸运，相差33倍。在这场争论中，虽然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政法大学此举是促进教育公平的破冰之举，但更多的重点大学校长并没有表示赞同、跟进，反而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说词为现有的教育不公平辩护。而且在这场争论中，还有人将争论转移到徐显明个人身上。
“近亲繁殖现象危害了大学的创新能力。”
朱清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朱清时，1946年2月生，四川省成都市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曾任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所课题组长和研究室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开始在中国科技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持创建中国科学院选键化学重点实验室。199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99年5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9月19日，朱清时在“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说：“近亲繁殖现象危害了大学的创新能力。”
近几年，在很多论坛上都能见到朱清时的身影，他的话总是观点鲜明，一针见血。近亲繁殖，这个中国高校存在已久的现象，一经朱清时点出，立刻成为热门话题。有学者选择了知名度较高的17所大学的财经类学院进行了调查，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有604人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有专家称，如果依据现在的教师更新速度，20年内这种现象不可能有根本改观。
“扩招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办学规模应该控制。”
侯自新 南开大学原校长
侯自新，1941年出生于天津市。1967年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南开大学南开数学所所长助理、数学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1995年起任南开大学校长。现兼任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院校数学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3月12日，侯自新在做客搜狐时说:“扩招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办学规模应该控制。”
这是一个重点大学校长对1999年以来高校盲目扩招的反思与批评。当中国的一些高等学校忙着扩招、合并、追赶世界一流大学时，南开大学却走上一条“小而精”的道路，即不以规模论英雄，贵在求精求强，时至今日，南开的每个导师一年只招两个博士生。当扩招的后果显现时，南开并没有出现学生质量下降、就业难等问题。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并不是只有“大而全”一条路可走，一个学校的好坏不在其规模的大小，而在其输送的人才质量。
“做校长要给浙大带来一些改变。”
杨卫 浙江大学校长
1954年2月生，1969年1月参加工作，博士研究生毕业，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4月至2004年8月任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常务副院长，2004年8月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6年8月1日，任浙江大学校长。
8月3日，杨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校长要给浙大带来一些改变。”
在百年老校浙大说这样的话需要底气。杨卫和许多新任的高校校长一样，有着海外留学和官员背景，其曾任教育部司长的经历更引人关注。虽然由此引出大学校长行政化的话题，但有舆论指出，既有留学背景，又有国家部委的高层管理经验，这样的人做高校校长，应该是不错的人选。
“香港中文大学希望通过竞争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大学。”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刘遵义，1944年出生于内地，在香港接受教育，后赴美留学。1964年取得斯坦福大学物理及经济学理学士学位，并分别于1966及1969年取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经济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担任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1997年担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主任。2004年7月1日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7月13日，刘遵义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说：“香港中文大学希望通过竞争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大学。”
今年7月，由于香港高校的强悍出击，内地很多高考状元转投香港高校，引发北大清华是否会因此沦为二流大学的争论。在此次论坛上，面对记者咄咄逼人的发问，刘遵义开始还低调应对，称“我们无意挑战北大、清华的地位，北大、清华永远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但最后还是说出了心里话。舆论认为，香港高校的出现，至少瓦解了中国近30年的高考路线图。内地的学生，可以用在香港念本科，然后再到哈佛等校念研究生的方式，来实现一流大学的梦想，这很可能将北大、清华边缘化。
“我们的大学需要培养更多蓝领。”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1952年生，浙江人。1982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至1991年，在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读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任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1995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2005年11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8月26日，海闻在“大学校长国际论坛”上说:“我们的大学需要培养更多蓝领。”
大学培养蓝领的观点由海闻首次提出，这一观点在网上成了无数人争论的焦点。赞成者称，更多培养蓝领意味着高校应当注重学生的专业技术操作能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大学花这么多的钱去培养蓝领，是严重浪费教育资源。更有人指出，大学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职教育往哪里摆?教育是分层次的，如果这个分层在大学里可以完成，中职学校的存在意义就受到怀疑。重理论，轻应用，是大学教学与社会需求脱节的最根本原因，解决之道是大学要走培养复合型人才之路。多培养兼具研究性和技术型的创新人才，应成为大学的追求。
“大学不能变成‘技工学校’！”
钱旭红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
钱旭红，1962年2月生，江苏宝应人。1978年华东化工学院本科毕业，1994年任华东理工大学药物化工研究所所长，1996年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2003年11月任
“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004年7月起任华东理工大学校长。
7月16日，钱旭红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说：“大学不能变成‘技工学校’！”
这句话引起当时参会的众多校长们的共鸣。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也说，现在一些学校瞄准市场需求，教学设计完全按照就业的思路走，开新课也是开那些非常实用、毕业就马上能找到工作的课程，这是教育界急功近利的一大表现。不过，学校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就业率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对高校、高校对教师评估体系中的重要指标，这是造成高校对就业率统计数字“百般重视”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引发出高校就业率造假现象。如果一味追求高就业率，将就业的重担压在高校身上，很可能影响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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